AI 可能如何改变德国的就业市场
在11月初举行的德国政府2026年数字峰会上,一名记者要求总理 Friedrich Merz 解决一个棘手的经济矛盾:如果人工智能可能在未来几年让数十万人失业,政府是否可能需要向人们发放基本收入,以缓解随之而来的经济灾难?
令人意外的是,Merz 并没有断然否定——这或许会是一些以新自由主义、亲市场观点著称的保守派政治人物的预期反应。
“近年来,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有些谨慎,”他说,据新闻媒体 RND 报道。“不过,我也很清楚,AI 问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工作世界,以至于未来几年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其中许多问题——包括这个问题:我们的生产率还不够高吗?”
德国政府的养老金和劳动力改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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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种模糊态度引人注目的是,自去年成为总理以来,Merz 的许多政策都涉及让德国人更多地工作:其政府计划中的养老金改革将提高德国退休年龄。7月,他宣布打击请病假行为。而在2025年春季,他刚上任不久,就因批评“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一概念并宣称“我们这个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更高效地工作”而引发极大不安。
德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就业断裂做好准备
但这些政策似乎与 AI 世界中劳动力市场即将面临的现实相矛盾。
本周,德国联邦就业局局长 Andrea Nahles 警告称,AI 的引入将在未来15年让德国失去多达80万个工作岗位。尽管她也表示,AI 最终可能创造相近数量的工作岗位,但显然,社会经济动荡将是相当大的。
Nahles 并不是唯一担心 AI 导致失业的领军人物。德国数字转型和政府现代化部长 Karsten Wildberger 抓住一切机会警告称,德国必须为 AI 带来的经济冲击做好准备。
AI 如何改变工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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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即便对 Wildberger 来说——他曾是一家大型零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未来经济的一部分可能归结为向人们发放免费的钱。他在3月告诉 Neue Osnabrücker Zeitung,他确信,“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成为缓冲劳动力市场动荡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为什么科技老板喜欢 UBI
活动人士谨慎欢迎来自意料之外群体的这种新开放态度。“这表明,面对技术转型,我们也需要以不同方式看待如何保障人们经济稳定这一问题,”非营利组织 Mein Grundeinkommen(我的基本收入)董事会成员 Kirsten Herrmann 说。该组织开展各种项目,研究全民基本收入(UBI)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但我也认为,政治人物的个别表态当然不等于政治转变,”她告诉 DW。“这只意味着,我们需要就基本收入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展开严肃而建设性的辩论。”
全民基本收入这一理念非常古老:例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 Thomas More 在其1516年的著作《Utopia》中提到过它。但自20世纪以来,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左翼人士采用的一种理想主义构想——直到世界上一些最知名的科技老板接受这一理念,将其作为抵消他们所称 AI 将带来的乌托邦式进步的一种方式。
2017年,Elon Musk——他两年前参与共同创立了 OpenAI 公司——预测,全民基本收入终将在某个阶段变得不可避免。此后,AI 领域的领军人物,包括 Anthropic 的 CEO Dario Amodei 和 OpenAI 的另一位创始人 Sam Altman,都公开表态支持 UBI(不过自 2019 年在美国启动一项大规模 UBI 实验以来,Altman 的兴趣已有所降温)。
AI 正在扼杀创意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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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Herrmann 表示,当这类人物提到这一想法时,它是一把“双刃剑”。她并不认为像她所在的这类组织与 Elon Musk 这样的人想要的是同一件事。
“一方面,关于基本收入的讨论能得到知名人士的关注,这总是件好事,”她说。“另一方面,科技行业人士所谈的基本收入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基本收入:他们谈的是当人们再也没有能带来利润的工作时该怎么办,因为他们实际上仍然需要人来做某些事情;而我们谈的基本收入,是要在就业市场危机发生之前,就为人们提供一个有保障的经济基础。”
AI 与基本收入
Merz 和 Wildberger 的言论之所以更令人侧目,是因为德国主流经济学家早已否定了基本收入这一构想。
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民主、社会与经济伦理部门主任 Dominik Enste 对这一想法断然否定——无论有没有 AI。他说,UBI 实在太昂贵了,尤其是在一个本已承担大量社会福利成本的国家。
“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测算过,在许多国家实施这一制度在财政上不可行——以德国为例,原因很简单:需要为已经作出的承诺(包括养老金支付)提供资金,”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 DW。
不过,他也补充道:“如果工作被 AI 取代,我们将不得不改变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在必要时对 AI 产生的收入征税。但那将是一种有条件的基本收入,仍然提供谋生的激励。”
其他经济学家对这一想法更为积极。“结果如何,取决于我们做出的许多选择,也取决于谁做出这些选择、为了谁的利益,”Maximilian Kasy 说,他是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一本关于 AI 对社会影响的著作。“但当前的许多推动力是用替代工人来提高利润、加强企业控制,尽管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道路。”
Kasy 认为基本收入可能是个好方案,“尤其是如果它以累进方式筹资(这样只有收入分配低端的人才是净接受者),”他写道。“不过,‘细则’非常重要!”
工作与生活的融合:一种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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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Wildberger、Musk、Altman 等人的警告可信,那么 AI 已经在造成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技术进步都更大的动荡,部分原因是创新的速度,也因为它潜在影响的规模。
AI 创新正在影响全世界传统城市中产阶级的工作。2024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约 40% 的就业将受到 AI 创新的塑造,而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这一比例高达 60%。
就她而言,Herrmann认为,我们还没有真正提出关于 AI 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根本问题:不只是我们如何取代失去的工作并让资本主义体系继续运转,而是我们到底想用 AI 做什么?正如她所说:“当我们通过 AI 变得更高效时,真正获利的是谁?我们又该如何把这份利润重新分配给每个人?”
她认为,正因如此,才需要就 AI 在工作世界中究竟如何被使用展开更多讨论。“哪些工作会被 AI 取代并不是某种自然规律,”Herrmann说,“这是我们可以从政治和社会层面加以塑造的事情——而更大的问题是:谁有发言权?”